今年4月11日，我昔日的邻居小安已经走了整整四年了。虽说时间能磨平许多东西，可至今一想起小安的突然离去，内心还是难以平静。人的生命真是难以捉摸，有的是那么坚忍不拔，历经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劫难却依旧能傲然挺立；可有的却是如此不堪一击，脆弱得就像只一碰就碎的花瓶，让人或为之肃然起敬，或为之扼腕唏嘘。

当年在大院生活时，和小安并没什么接触。印象里还是他小时候在其姥爷膝边玩耍的情景。小安随其母，个子不高，人长得漂亮。他顽皮、随意、有灵性，带些公子哥儿的味道，但心地很好，率真坦荡。因为他常和我弟弟一块儿玩耍，而且还比我低一年级，我一直认为他小我一岁，视其为邻家小弟，直到他走后，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同年。

我猜想，小安的名字应该出于其生在西安。1968年走上社会后，他改称晓安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成人，所以要与“小”字告别。名字虽改，童心难泯。而我还是习惯用“小安”来称他，因为留在心中的记忆多与此名相连。

1966年的8月10日，新华社总社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都受到冲击，但孩子们之间的联系却在此后加强了，我和小安也是在这时开始有了交往。之后，在院内居住的当权派统统被赶出大院，搬到甘家口和皇亭子的新华社宿舍。记得搬家前大院孩子相约一块儿去收拾房间，到甘家口后就各自去寻各自门了。我站在楼下正和人说话，就听见小安叫我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倚在我家隔壁的阳台上，边挥着一把大扫帚边冲着我高声喊：“咱们是邻居了！”其实我家住38门9号，他家则在39门7号，虽说不是同一楼门，可两家却隔墙相连。小安常来找我弟弟玩儿，我们也经常在一块儿聊天侃山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好像从来就没走过我家大门，他来我家的主要渠道就是跨阳台，因为两家的阳台也是就隔着一堵墙，只需一骗腿儿，就能从他家跳到我家来，既方便又省事儿。放着大门不走，而把阳台当成两家往来的通道，这都是小安的发明。

小安好侃，口无遮拦，说话也常不着调，但也有一语中的时候。文革初期原来的社领导统统靠边站了，其后的继任者也如同走马灯。记得取代吴冷西当社长的熊复倒台后，上面又从解放军报社调来了胡痴任代理社长。小安说：“刚走了个熊复，又来了个白痴。”言外之意是新头儿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我让他别瞎说。想不到还真让他说着了，没多久胡痴就被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给揪了回去。其实不是胡痴是白痴，而是那动乱年代的造成了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上场”，昨穿紫蟒今扛枷。

串联时我是跟同学一块儿去的，没承想却和小安、麻袋他们一帮大院孩子坐同一列火车。那时没经验，开始有自带的东西吃，火车到站时也不知道去买。等吃的没了，想起购买时，全列车的人大概都彼此彼此了。车一停人们就跟疯了似地跑到站台去抢购，风卷残云般把每辆售货车淘空，晚去一会儿就什么也买不到了。我们就是这样。后来饿得不行，我去找麻袋，他们很慷慨地把抢购的食品给我们分了一些。快到宝鸡了，我们堵在车门口，打算停车后第一个冲下去，不但把自己的给养补足，还要给麻袋他们抢一份，聊表谢意。谁知宝鸡站的食品供应特充足，车停的时间也长。等我抱着一摞椭圆形大饼，来到麻袋他们的车厢时，麻袋正手托大饼迎面而来，他们好像也买多了。正当我俩为这买重了的大饼发愁时，小安和另一个孩子一人拿着一包烧鸡走了过来。小安一边把鸡肉往嘴里塞，一边不停地对大家说：“便宜，真便宜，才两毛钱。”此时就见与他们同行的陈小红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冲着小安气愤地大声呵斥道：“你们太不像话了，这是革命大串联！”可小安他们仍像颚式破碎机似地不停咀嚼着塞进嘴里的肉，对陈小红的愤怒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。看得我直乐。

有一阵在甘家口居住的孩子兴起了洗冷水澡和冬泳。一次我和小安他们一块儿去颐和园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，要在昆明湖冬泳。记得是在湖的南岸，那时也是荒凉一片。我当然没有下水的勇气，就负责给他们看衣服。其实我对小安将要进行的“壮举”并不全信，数九寒天，他这公子哥儿受得了吗？或许他是在说大话，临阵就会逃脱？可小安还真不赖，只见他三下五除二把衣服脱掉，毫不犹豫地走进冰冷的湖水，用水在身上拍打了几下后，便一个猛子扎进水中不见了踪影。不一会儿，就见他从远处的水面上冒出头来，并扭身朝我挥了挥手。站在岸边的我本来就感到寒气袭人，再看看湖中击水的小安，更觉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当他们通体冻得像红萝卜似的走上岸时，我赶紧催其快换衣服。小安尽管嘴唇发紫，哆哆嗦嗦，可依旧情绪饱满，在瑟瑟寒风中抱起衣服就跑去换了。这真让我对其刮目相看，谁说是纨绔子弟，人家还真是敢说更敢做，苦其筋骨一点儿都不含糊。

我第一次从北大荒回京探亲时，去山西阳高插队的小安正好也在北京，他仍旧常来我家玩，还像以前那样能说会聊。一天他趴在阳台上叫我，告诉我他要走了，我问他去哪儿，他说回山西。当时我还真有点儿难受，心说，这一走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。可我弟弟他们却无动于衷。我说他们：“小安走了你们怎么也不送送？”我弟弟说：“送什么送，他没几天就回来了，他来来去去是常事儿。”那时真羡慕他们插队的，多么自由。虽说兵团战士吃住有保证，还发工资，可要想回家探亲，却很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这种以知青为主的新组建连队，更是难上难了。

后来小安家因其父亲的工作调动，从甘家口搬走了。再回京探亲时，绿茵楼台依然现，但小安的身影已无处寻了。

回北京参加工作后，曾和小安偶遇两次。第一次是在路上骑车时，发现一辆小汽车车速很慢，几乎和我并行。偏头一看，车里的司机正朝我张望，可他戴个墨镜，我并不认识，于是继续前行。那车还在跟随，我瞄了一下车牌，是广东牌照，心想是不是开会时接触过的人，因为我那时常到各地去开会。后来那车突然加快速度，一下就开走了。我觉得他就是认错了人。没想到刚从一个单位的大门骑过时，就听见后面有人在叫我。下车一看，原来那车就停在大门前，司机正关上车门朝我走来。他一边喊着我的名字，一边摘下墨镜。我还是有些恍惚，直到其走到跟前自报山门。原来是小安！太出乎意料了，一来他变化真大，纵向没太多发展，横向却着实增加不少；二来我怎么也不可能把那辆广东牌照的车和他联系起来。结果闹了个相见不相识，差点儿要问客从何处来。

第二次见面就在我家的楼前的行车道上。我出楼门后没走几步，就看见小安站在那里。这次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因为有上次的经历垫底。遗憾的是这两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的，没顾上多说些话。

之后有关小安的消息都是听援朝说的。他提到小安在参加大院孩子的春节例聚时，还惦记着要早点儿回去给他妈妈做饭，让我听后有另一番感受：小安变了，不再是当年那个不懂事儿的孩子，变得有责任心，会关心人了。

再后来，听说曾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小安也回北京了，还想着以后有机会能和他见面，谁知世事难料，小安竟然一声不吭说走就走了，再见其面已是在遗体告别时。来送行的人真不少，社里的孩子更不必说了，但凡闻讯者，无论是公务繁忙还是退休赋闲，能来的都来了。像麻袋，尽管每周一工作最忙，可还是在最后时刻赶了过来。我也曾听李周说过，他最遗憾的就是当时人在外地，无法赶回来与小安告别，足见大院朋友的情同手足和“宽和，与人为善”的小安多么“广得人缘”。其实来送行的我根本就认不出他了，躺在灵床上的小安双目紧闭，看不见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和随意的神态，昔日的印象和眼前的他怎么也连不到一起，留在心中的只有永远的遗憾了。

不止是我，大院许多朋友都认为，无论从体貌、秉性、学识、修养上，小安都与他哥哥小明有着太多的不同，好像其父母的精华全都集于小明一身，让人颇感“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”。直到读了小明为其写的悼文，才对小安的经历有了更多了解，看到他更多的闪光之处。当年猴屁股坐不住的小安竟能在书法上造诣颇深，足见其性格变化之大，人大了真的也安然了。是他的闭门谢客，花费心血，专心致志，才把其父的遗墨遗事全部整理出来，为世人留下一份永存的史料。是他六年如一日任劳任怨陪伴在年迈的母亲身边，悉心侍奉其饮食起居。我现在也要照顾老母，深知始终如一的不易。他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，为在商海打拼的哥哥免除后顾之忧，支持他安心建业。和小明相比，小安是浅，但他浅得清澈、浅得干净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阅历的丰富也日渐深邃。他能有一个事业有成、处处关心帮助他的哥哥，应是其此生幸事，而小明能有小安这个鼎力支持他的弟弟，不也是其今生的福气吗？

小安走得确实太早了。愿他在天国里能与其父亲相依相伴，“观山川日月，谈诗论道”。大院朋友会永远念着你！